民主公正与选委会

随着来届大选的跫音越来越近，人们对选举的事项和选举委员会的动向也越来越关注。不久之前，一个称为净选盟的非政府组织才进行了一项大集会，并游行至元首府，向最高元首提呈了一份备忘录。

马来西亚是一个推行民主选举的国家，因此大选的民主公正是至关重要的。

最近一项民调显示，74%的受访国人认为我国的选举是公正的。这项民调大大地振奋了执政党。向来对民调持有保留态度的国阵领袖纷纷拿来证明国阵深得民心。

正如笔者无意质疑其他民调的可靠性那样，笔者也无意质疑上述民调的可靠性。无论如何，身为一名已退休的政治工作者，笔者除了要恭祝选举委员会的这项成就外，也想在这里提出一些改革选举制度与操作的建议，以使到我国的选举公正性获得更高比例的人民支持。

首先，我建议选举委员会予以认真与深入的考虑，研究固定选举日期的利与弊，如果研讨结果认为固定选期利大于弊的话，它可以向政府提出修宪的建议，规定在每4年或者5年的一个固定期间举行大选。这样的做法，好处是国家更稳定，对各政党包括执政党在内，也有更充足的准备。同时对选举委员会来说，办事将会更顺利。若以公正的角度来看，这将比大选可随时举行显得更有意义。

其次，我认为选举委员会应该在下次重新划分选区时，把目前的各选区选民比例相差太远的情况纠正过来。随着执政党在国会通过修宪，使原有的选区选民人数比例，由有所限制而改为没有规定之后，我国选区选民人数的差别，经越来越大。难怪在野党除了评击执政党的不民主之外，也把矛头指向选举委员会，指他偏向执政党，在野党的这项指责，的确颇具说服力。

其实，尽管宪法已取消了选区选民人数的比例限制，不过，选举委员会不但不应该让各选区的选民人数差距越来越大，反之它应该秉持民主公正的原则，在下次重新划分选区时，平衡化各选区的选民人数，这么一来，它非但显示出选委会的民主性，也洗脱了他偏向执政党的嫌疑。

执政党取消选区选民人数比例须有限制的主要理由是，在许多地区，由于地方太过广阔，议员难以提供服务，所以这类选区的选民人数可以大大地少过人口拥挤的选区。事实上，这样的说法是似是而非的。要知道议员服务的对象是选民而不是选区。认真说来，选民越稠密的选区问题更多更难服务，而选民越稀的选区问题则较少，服务也较为容易。

选委会给在野党的另一项诟病是在选举的操作上倒向执政党，制肘在野党。它被指在选举中，对执政党候选人的超额开销和滥权活动只眼开只眼闭，不予对付。反贪局主任刚宣布派出官员监督大选活动。希望这次在反贪局配合下，选委会能有一番作为。

笔者也建议选举委员会向政府提出立法，规定合格选民必须投票，以贯彻民主的落实。笔者不同意强制投票是违反民主人权的说法。如果这样的说法被接受，那么强制人民缴交所得税也是违反民主人权了。选民或许都不喜欢竞选的朝野政党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可投下空白票。因为投票不仅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与责任。就像他们有义务与责任去缴交所得税一样。

选委会一方面希望更多的选民出来投票，一方面又没有提供交通工具运载选民去投票是令人失望的。它显示出选委会不积极去落实民主。由参选政党提供交通工具方便选民，反映出选委会的推卸责任。这间接助长了金钱政治的猖獗，对弱小的政党和独立人士非常不公平。

政府平时已绝少允准政党召开群众大会，选举委员会至少在竞选期间让所有候选人有足够的机会去畅所欲言，俾选民作出投选的决择。一直以来的大选，执政党的候选人几乎垄断了官方媒体和机构，在野党和独立候选人甚至连举办集会或座谈会的场所也找不到，真是无奈和可怜。笔者呼吁在来届大选，选委会负责在各选区为所有候选人物色集会地点，并且公平分配给他们举行集会。

选委会近年来确有采取一些措施来改进过去令人诟病之处。例如打算在来届大选将用指甲点墨的方式以遏制止一人投多票的情况出现。不过选委会的这些措施尽管是正面的，但还是令人有轻重不分的感觉。因为尚有不少原则性的措施等待着选委会去改进。诸如选委会应负责通知选民投票地点以避免选民在投票日当天因找不到他们本身的投票站而放弃前往投票，便是其中一个必须纠正的措施。

如果选举委员会能够做到以上各点，我相信它在公众人士心目中的民主，公正形象会大大地提高。


2007年12月15日

“社会契约”不可以更改吗？

近来“社会契约”的课题不时被执政党的领袖所提起。副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表示“社会契约”是建国的基础。马华公会总会长拿督斯里黄家定则表明，“社会契约”必须持续受到维护。不过巫统副主席丹斯里慕尤丁却认为应该闭门针对一些过时的“社会契约”加以检讨，以达共识。

从执政党领袖的言论看来，有一部分的巫统领袖有意检讨“社会契约”，而马华公会的领袖则一致反对这么做。

“社会契约”到底包含些什么东西，我相信有一些人，包括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不甚瞭解。如果没有错的话它指的应该是在马来西亚独立前夕，又声称代表我国华巫印三大种族的马华公会，巫统和国大党的领袖，针对种族，宗教，语文教育，统治者地位和公民权等敏感问题商讨所达致的共识。后来它们都一一地列入马来西亚的宪法内。

无论如何，这里必须一提的是，以上的协商只是在执政党成员的领袖之间进行，当时的在野党并未受邀提供意见，更未进行过人民共投。正因如此，所以在宪法定稿之前，国内的华团曾派出代表团，前往伦敦提成对公民权和语文教育的立场。不过有关备忘录内容并没有被接纳。

最近可能在宗教司法上产生了一些问题，因此，“社会契约”的课题便被执政党领袖提出讨论。

我并不同意马华公会领袖说“社会契约”不容更改，必须维持的说法。反之我同意丹斯里慕尤丁的意见，即过时的“社会契约”应该加以检讨和更改。不过基本的原则是它的更改必须获得所有族群的认同，同时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里，所谓所有族群的认同并非只是人民的公投，而是在各族群的公投中，有关的更改必须获得每一个族群当中的多数票接纳。在这种方式下来修改“社会契约”，马华公会便无需害怕重犯过去的错误了。

我不知道马华公会反对检讨“社会契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或许它的领袖应作出交代。不然恐怕会被它的政敌利用来抨击。这显示出马华在执政党内捍卫与争取华社的权益方面缺乏自信心，这对马华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尤有进者，其实所谓的“社会契约”早已在独立50年来被检讨和修改了许多次。信手拈来，就有以下的几项例子：

首先，统治者的权限在敦马哈迪出任首相时已被修正。现在国会通过的法案，如果得不到统治者的批准，在规定的期限过后，将自动生效，而非像过去那样，非经统治者批准不可。

其次，在1967年大选过后，国内持有宪法30条款公民权证书的公民，他们的公民地位必须再经过验证，始能成为正式公民。

马六甲和槟城这两个州的州元首和首席部长，必须分别由马来人和华人各任其一的“社会契约”，只剩槟城一州继续奉行，马六甲州自从敦梁宇皋担任过州元首后，便再也没有其他华人接任了。

总而言之，我认为“社会契约”不是一成不变的。到了需要检讨和修正的时候，便应该重新和坦诚地提出来讨论和作出修订。只要不侵犯和剥削到任何一个族群的权力即可。

我国独立已经50年了，我认为这正是我国全体国民，以理性和全民性的思维，去取代种族性思维，重新检讨和修订“社会契约”的时候了。让我们好好地掌握这个契机，为马来西亚的前途打造一条更宽阔，更光明的大道吧 !

2007年9月5日

检讨过去重新出发

今年是我国独立第50周年，也是马来西亚成立的第44周年。虽然存着一些争议，不过基本上来说我还是认为庆祝独立50周年比庆祝成立第44周年纪念的意义是更大的。

早在年头开始，政府便不断地强调与号召人民庆祝建国50周年纪念，并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来展示建国50年来的成就。政府这么做是不足为奇的，随着大选的即将来临，政府这么做至少能提高执政党的形象，希望能替执政党获得更好的大选成绩。

平心而论，建国50年后的今天，在硬体建设方面，我国的确有了相当的进步；至于在软体建设方面，我们也不否认它的进步。 但无可否认的是在这方面，它仍远离我们的理想和目标。

身为马来西亚的公民我们不应该以过去这些年来的成就而自满和炫耀。而应该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评估这些成就及督促政府做出更好的表现。

我们不应该拿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等国家和自己比。这样的比较是没有志气和不思长进的。我们应该拿先进国来比，这样我们才能够发奋图强。

其实如果我们拿日本，南韩，台湾来比的话，我们应该感到惭愧才是。这些国家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经济方面都比我们差。可是到了今天，它们都把我们抛在后头了。而这些年来，原本落后我们甚远的中国，已追上了我们，现在连印度也要追上了。或许不久之后，越南将是另一个追上我们的国家！

我们有想想为何会这个样子吗？在欢庆建国50周年的当儿，除了大事庆祝之外，是不是应该想想这个问题呢？

我国政府的最大缺点是经常在老问题上打转而却少作长远的考量与计划。这正应验了孔子所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这句话。正当一些较有远见的邻国政府正忙着策划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冲击时，我国政府却手忙脚乱地应付来自执政党内部一些极端思想的党要对本身政策的干扰。

最好的一个例子是柔南特区的推展。巫统党内已有人针对马新两国设立联合委员会一事提出疑问。看来政府有意在特定领域推行新的政策来加速我国经济发展的企图，能否成功，仍是个未知数，而柔南特区将是一块试金石。

此外，悬挂国旗以证明爱国又再度成为国庆50周年的一项课题。正当大家都准备迎接50周年的国庆时，限制私人界举办倒数活动和新闻部打算刊登不悬挂国旗的建筑物与商店好像是一盆冷水浇熄了人民的兴趣，政府有必要这么做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做会令到人民更加爱国吗？

平心而论马来西亚独立50年来，的确是有所成就。可是老实而言，马来西亚这50年来的成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相信有远见的政府领袖心里都知道这和他们的建国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我相信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有心要使到国家更快速的发展。而他又强调过要听真话。因此， 我要在此向他建议随着我国庆祝独立５０周年的契机，成立一个跨党派的国是委员会，来检讨现有的过时政策和提出一些新思维与新建议，交由国会讨论与通过后，交由政府来推行。这样，我认为会令我国今年的国庆更有意义。

2007年8月14日

国家经济政策之争

在本届巫统代表大会中，由巫青团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课题如果没有恶化，料将在马华与民政党这两个在朝的华基政党代表大会过后，从今年9月份，开始恢复平静。

在巫青团提出要求政府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确保土著持有国家股权的30%之后，立刻引起一些朝野政党的反对。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根据平面媒体的报导，国阵的华基成员党马华和民政反对声浪竟高过在野党。这或许是因为这两个政党就要改选领导层的缘故吧。

从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在召开国阵最高理事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看来，政府在制定第9个大马计划中，可能不会强调土著必须拥有30%股权的经济政策。如果首相能够这么做，那么，对国家和人民来说将是明智的。

其实，除了满足种族情绪和让一些试图以种族情绪往上爬的政客之外，我看不出硬性规定土著必须拥有30%的国家股权对绝大部分的土著有什么帮助的地方。

如果要硬性规定土著持有30%的股权，那么，下面几项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首先，30%的股权应该如何界定？因为股权是每秒钟都在变化的，或许在统计资料的那一刻，股权不足30%，过后就超出30%，又或者当时已达30%，过后又不是呢？

其次，这30%应该如何在土著群中分配？如果像汽车入口准正AP那样，只由极少数有影响力的土著去持有对绝大多数的土著又有什么意义？

第三，为何只规定或限制土著持有30%？根据政府所界定的土著意义，土著占我国总人口的60%以上。如果按人口比例来分配国家财富，政府岂非歧视土著？

我认为国家在拟定新的经济政策时应该着重把国家的财富公平地分配给所有的国民。政府更重要的责任是缩短贫富之间的鸿沟而不是注重在种族之间的经济分配。

如果大多数的马来人和土著仍然贫穷而需要特别的照顾的话，那么它们可以在缩短贫富差距的措施中成为真正的受惠者。
在目前的种族经济分配下，纵使有一天，土著已获得30%的股权甚至更多，得益的很可能还是像刻下一样，只是一小撮有影响力的土著所持有，广大的土著仍然还是生活困苦。作为执政党的国阵，特别是声称代表马来人，而且是国阵主干的巫统。统治了我国将近50年之后，仍然无法成功地使土著从贫穷中打救出来，应该好好地反省一下过去的政策是否不当而以更有效的政策去取代之了。

2005年8月8日

禁足议会剥夺民权

雪兰莪州议会最近议决禁让该州州议员邓章钦出席州议会为期半年。邓氏是在野党民主行动党的一名资深州议员。此事乃因邓氏针对州议会的议会常规作出争论后，将议会常规的册本丢进垃圾桶而引起。

这样的情况其实已经多次发生在国内在野党国州议员的身上。甚至连国会在野党领袖的林吉祥也遭遇过这种惩罚。

在野党议员在议会里和执政党议员及议长针对问题发生争执是议会内常有的现象，孰是孰非对执政党和在野党而言，肯定是见仁见智的事。至于平民百姓当然也会根据他们所了解的情况，作出各自的判断，作为他们在下届选举时，投选哪一方的其中一项考量。

无论如何，议会向有关的“犯规”议员作出禁止出席议会的惩罚，依我看来是不公正的，并且违反了民主的原则。

要知道议员的最主要任务是代表人民在议会里发言，表达民意。5年一度的大选，就是让人民选出他们的代言人让执政者通过议会的管道，听取人民的意见。

照理而言，议长应该设法让更多的议员有更多的时间发言，而不是以时间及其他原因去约束和限制他们发言。如果议员犯规，应该以说理的方式去劝解。就算万不得已必须惩罚，还有很多其他的惩罚方式，禁止出席会议是万万不该拿来应用的。

禁止一名议员出席会议等于是剥夺了该议员所代表的选区的选民的政治和公民权利。禁止国会在野党领袖出席等同于不让国家有不同意政府的异议存在，这是不民主的。

在世界各国的议会里，到底有没有禁止议员出席议会的现象发生，我们没有资料。相信若有，也极为罕见。可是我国的议会内，却屡见不鲜，令人遗憾。

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我国的人民过去一路来都认为那是议长和执政党的权力，人民无权过问。其实这是一项侵犯到他们权利的事，他们可以通过媒体作出讨论而要求议会修改或废除当局的这项权力。我也吁请捍卫人权先锋的人权委员会挺身而出，建议当局停止以禁止出席会议的方式去惩罚民选议员。

2005年8月5日

改善吏治的一些建议

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5月30日宣布，我国公务员将实行工作5天的制度。此外，他们也将重享原本经已取消的生活津贴。这对公务员来说，无疑是一项好消息。

尽管政府亦宣布重要服务柜台不受5天制的影响，而且有关方面也表示在这种制度下公务员每天得增加半小时的工作时间，但相信仍有人会担心这将会影响政府的操作效率及导致人民办理公务的不便。

其实，政府的效率和公务员工作的天数（日子）并无多大的关系，主要是看有关公务员的办事态度而定。无论如何，如果政府机关也随着公务员的工作5天制而改为每星期开放5天的话，就的确会导致人民办理公务的不便。因为人民的工作休息日和政府机关的休息日几乎都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要去办理政府事务，就必须在自己的工作日请假才有机会办理。

为了公务员的福利，我支持公务员工作5天的制度以及恢复他们的生活津贴，俾在百物腾涨的今天减轻公务员的工作压力与生活负担。

无论如何，我倒建议政府应该推行办工7天的措施。也就是说公务员可以在一星期七天的日子里，轮流工作5天。我相信，这样一来，不但会大大提升政府的效率，也大大的方便了众多的受薪阶级。

政府也应该考虑实施公务员分阶段上班制，即让他们有些在早上8时上班，有些在9时上班和有些在10时上班。因为这样的话不但公众人士可以从政府延长办公时间中有更长的时间去办理政府事务。相信还会使许多交通拥挤的大城市得以舒缓交通拥挤的现象。

我从公众人士的口中获悉，这些日子以来，公务员的服务态度比起过去已有一些改善。我们希望这种情况会继续改善下去，使人民在缴税付薪给公务员之后，能获得应有的礼待。

至于在肃贪方面，尽管是首相的主要施政方针，看来成效并不显著。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也公然批评刻下贪污的严重性与表面化。

我认为肃贪成效不显的主要因素是透明度与制度化的不足。透明度不足很容易让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掩盖过去;制度化不足则很容易造就机会给官员贪污。

一般老百姓最感到不满的是他们向政府申请的事务，常常经年累月、没有结果地到有关部门去查询，所得到的答案就是“等”。写信去追问，也得不到回音。这种情况往往使到有关部门的官员有贪污的机会。有钱就先办好，没钱只好慢慢等。

要解决上述弊端，其中一个办法便是制度化。政府应规定所有的政府部门必须在规定的一段期间办好人民的申请，而有关的期限必须在收到人民的申请时以白纸黑字通知申请者。这样，申请者便可在期限届满仍无下文时向有关当局或他们的代仪士投报，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必须清楚地说明为和尚未办妥以便追究责任。我相信这样一来政府官员贪污的现象必会大大减少，而政府的形象也会大大的提高。

2005年6月1日

阿都拉政府与雍正王朝

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上任以来已将近两年。由他亲自率领参与2004年大选并赢得辉煌胜利后所组成的政府，也已执政了超过一年。现在来对他的政绩作初步的评估应该是适当的时候了。

拿督斯里阿都拉一上台，既给人印象良好。他的为人看来诚实稳重，温和平易。他一上台便作出改革吏治的行动给人耳目一新，他誓言肃贪的决心更使人寄以厚望。正因如此，使他在上届大选中，以雷霆万钧之势,把在野党打得落花流水，几乎溃不成军。当时，绝大多数的选民根本听不进在野党的理性提醒，即再好的政府也必须要有足够的制衡与预防力量。

今天的首相，诚实稳重，温和平易的形象仍在，但值得探讨的是他到底听到了多少的真话？有多少的真话可通过传媒的筛选传进他的耳朵？在这问题上，如果首相不通过他自己设立的机制去探听真话，而靠官方或受控制的媒体去了解民意和真相的话，恐怕到头来，诚实稳重和温和平易流为乡愿，首相必须秘切提防。

在革新吏治方面，首相在上台首几个月的表现，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可圈可点。无可否认在改善公务员的服务和态度上确有一些成效。不过随着拿督斯里阿都拉大选胜利后的忙于出国访问，他似乎已在改革吏治方面松懈下来而这正犯了大忌。官僚作风的惰性是最强的，如果首相不继续雷厉风行地进行吏治革新，很快地原有的懒散与傲慢作风便会恢复过来。最近，国会在野党领袖林吉祥和前副首相嘉化岜岜甚至连约见首相的队伍（部长们）时也不得要领，这不是很好的说明吗？

肃贪的情况看来也好不到哪里去。上届大选前，国内似乎到处贪污，可是大选一过，国内似乎绝少贪污了。部长没有什么变动，官员也没有什么变动，贪污者去了哪里呢？贪污彻底根除了吗？

首相应该还记得，当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在1981年上台时，也曾失言推行ABC新政。所谓ABC，就是AMANAH,BERSIH与CEKAP，即可信赖，廉洁与有效率。敦马哈迪医生的口号和拿督斯里阿都拉上台时的意愿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会感到讽刺的是经过了22年统治的马哈迪朝代，给阿都拉政府留下的是在可信赖，廉洁和有效率方面都非常糟糕的摊子等阿都拉去收拾。

拿督斯里阿都拉如何去收拾这个烂摊子，正是人民所关注的。从最近的演变与迹象看来，人民担心他会步上敦马哈迪医生的后尘。在野党固然可以时时给他提醒，但是最终仍得由他本人定夺。

中国拍摄的一部长篇连续集电视剧“雍正王朝”非常生动地描述了这位争议性皇帝的肃贪故事。此外影片也描述了雍正要推行新政所遭遇到的阻力和他被官员的蒙骗以至闹出笑话。拿督斯里阿都拉是否面对雍正皇帝那种情况尚难断定。无论如何，我建议他抽出一些时间，把这电视剧看一遍，相信会对他大有帮助。

2005年5月15日

国小教华淡文的省思

政府最近宣布要在国小开设华文和淡米尔文的科目。这项宣布，几乎获得朝野政党和民间组织的一致赞同。向来维护华教不遗余力的董教总，也对这项开明之举表示支持。无论如何，董教总也担心此举可能使原本已缺乏教师的国民型华小问题更严重。这两个组织恐怕政府会把国民型华小的教师调往国小去教华文而影响到华小的生存与发展。

有鉴于此，副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很快地表明国阵政府不会这么做，并一再强调国阵政府不会边缘化国民型小学。当局也表示国小华文班所缺乏的教师，政府考虑从中国，台湾、香港引进。

这项政策的实施进展与成效，目前仍言之过早，有需拭目以待，不过在很大的程度上，华基执政党将受到严峻的挑战。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它们赢取华社民心的一个极佳机会。

华基执政党向来给华社的印象是，在处理华教的问题上，它们总是无法符合华社的意愿。举例来说，缺乏华小的问题上，马华把重点放在迁校上，而实际上，华社所需的是增建而非搬迁。有如处理白小的问题，华基执政党所应该做的是兴建一所华小的当儿，也应该保留原有的白小，供附近地区的学生就读。这样，才不至于使人认为政府的政策是尽量不要增建华小，限制华小的发展。

国阵政府虽然强调不边缘化国民型小学，但是白小的事件和增建华小的限制却令人感受到国民型学校被边缘化。

如今国小开设华文舆淡米文班的师资问题，也显露了令人可疑的情况。政府为了要解决国小的华文舆淡米文师资，可以从中，港，台和印度聘请教员，为何却让国民型小学长年累月地缺乏教师而不对上述地区引进师资呢？这岂非边缘化国民型小学吗？

以刻下的情况看来，政府要从港台引入华文师资恐怕难以如愿，因为政府可能无法支付令他们满意的薪金。至于从中国聘请教师薪金或许能令他们满意，倒不知政府会放心吗？

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何国内有这么多的独中生，政府却不承认他们的统考文凭，不接受他们为国效劳，真正的原因，何在呢？这个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相信国内许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如果它无法解决，再多的不边缘化保证，都是不实际的。

2005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