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 美国白人的骄傲

奥巴马上任美国总统已将近一年。 随着他最近访问东亚与出席峰会，已逐渐淡化的奥巴马旋风又在这一带刮起。

身为一名美国少数民族的黑人奥巴马能够在以白人占大多数的美国击败他的白人对手，当选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不但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美国黑人的光荣。他的当选更为世界各国的少数民族有朝一日有机会领导自己的国家，带来了鼓励与希望。

无论如何，奥巴马的成功，并非单凭他个人的才干与能力就能达致的。首先他必须获得美国民主党的支持，才能出来竞选，然后须赢得美国选民的支持，所以奥巴马的当选总统，美国民主党和美国选民这两项因素缺一不可。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民主党和美国选民基本上是以白人为主。换言之，如果美国民主党的白人和美国的白人选民不支持奥巴马的话，就算奥巴马有多大的才干与能力，也当不上美国总统。认真说来，奥巴马能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应归功于美国白人的放弃狭隘的种族思想。

因此，我认为，我们除了为美国的黑人感到光荣和给予世界各国的少数民族政治领袖鼓励之外，也应该赞扬美国的白人放弃种族主义，深明大义，给他们一个鼓掌，这毕竟是他们的骄傲！

2009年11月 25日

民联政府与太平天国

民主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日前在星洲日报的一项独家访谈中，以未完成诺言兼内忧外患为由，担心民联的前路。我对此亦颇有同感。

其实，作为一个希望看到我国会出现两线制政府，让人民的心声与福利更受执政党重视的人，这些日子来，我心中一直盘旋着一个疑问，就是民联的各州政府，会不会像中国清朝期间的太平天国那样，功败垂成。

尽管在结构和组织上，民联各州政府和太平天国是完全不同的组合，但是在成功了一半之后，便分崩离析的结局上，是十分相似的。

无可否认地，在去年的308大选中，除了吉兰丹之外，其他各州的民联政府，都是在预料之外组成的。因为如此，所以民联各州政府的议员当中便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霹雳州被推翻的民联政府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不是有两名公正党的议员涉及贪污以及一名行动党的议员追求私利，便不会造成目前的情况。

我总觉得目前组成各州政府的民联议员，好像都很满足现状而开始为了私利自相勾心斗角。这些民联州政府的领导层，似乎已开始忘记了他们的党的斗争目标和过去所许下的诺言。

其中的一个例子是他们好像已不热衷于恢复地方政府的民选制度。不要以为人民已经忘记了他们的这项诺言，他们应该向人民交待他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做了些什么？

一些民联州政府给人的印象是本身党内或成员党之间更有兴趣于争夺大臣与行政议员的职位而闹到家丑外扬。外面也有人开始批评民联行政议员忙于为本身制造财富。

以上这些弊端，都是民联各成员党亟待解决的问题。希望它们能够予以注意，不要让广大的人民失望。

2009年9月8日

评槟州的封勋

今年度的槟州元首华诞已经过去。在今年度的封勋榜上，共有793名人士获得槟州元首的颁封各级勋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我国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荣获DUPN拿督斯里的勋衔。
面对媒体的询问，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的回答是民主行动党不基于政治提名政党人士受封，我曾从报章上阅悉民主行动党不打算推荐本身的领导层受封。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行动党当然不会提名拿督斯里纳吉受封。
无论如何，纳吉受封肯定是槟州政府的意愿与提名，而在我看来，这项颁封是具有深长的意义的。
其一，它显示出槟州政府的开明与宽阔的胸怀，不把勋衔当作是执政党的禁脔，只颁发给本身的领袖与党员，从而提升了勋衔的受尊敬度；其二，它也用来化解敌对政党在处理国家与人民事务方面的敌视性以造福人民，至于能否达致这项期望，则有待国阵的反应了。
我听说有一些行动党的基层对行动党没有党员受封感到失望，这种心情是可以被理解的，他们的疑惑是，难道没有一名行动党人有资格受封吗？槟州政府是否也和国阵政府一样，不承认在野党的贡献所以不颁封过去一直扮演在野党角色的行动党人呢？
行动党中委会是时候检讨不提名行动党人受封的决策了，不颁封给应该受封的自己人，其实也是一项不公正和不公平的政策，请行动党领导层三思！

土著股权与槟州工程

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最近在国会下议院提呈了政府对第九大马计划的中期检讨报告。在这项报告中我认为有两点是值得大家关注和检讨的：其一是有关土著股权的问题；其二是搁置槟州外环公路和单轨火车工程的课题。

首相说，政府打算在2010 年将现有的土著股权从19%左右提升至25% ，我不认为政府的这项计划对贫穷的土著有什么实质的意义，也怀疑它是否能做得到。

我国独立至今已有50年了，政府在50年后的今天才把土著的股权提升到19% ，试想在短短的2年内，政府有办法提高6%到25%吗？

此外，政府对股权的比例是如何的计算尚未向国人作出详细的交代，不免使人民对其正确性有所怀疑，特别是去年专业人士林德宜的数字就和政府的数字又所差异，到底谁的才是正确呢？

其实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土著与非土著的股权比例，而是在于国人与国人之间的贫富比例，就算有一天政府认为土著的股权比例已达30%，如果这30%的股权被少数的土著所持有，那么对多数的贫穷土著又有什么意义？ 到了这一天，土著便不可以再增持股权了吗？限制式的政策，不管是过去，现在，或未来，对国家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为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我认为国家越早放弃种族经济政策的制订与推行越好，希望朝野议员，特别是国阵里的非巫统成员党把巫统的种族式经济政策纠正过来，政府应该做的是，让更多的贫穷国人，不管是土著或非土著，享有更大的国家财富比例。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相信就算土著拥有50或60%的股权，非土著也能欣然接受。

至于槟州外环公路和单轨火车工程的搁置，由于目前槟州政府仍由以民主行动党为主的民联政府所接管，因此难免给人有政治目的的印象和感觉。

尤有进者，除了这两项大工程被搁置之外，政府似乎并没有宣布其他被搁置的大型工程计划。副首相那督斯里纳吉较后时，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政府不是在惩罚槟州人民，更使人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说真的，政府既然可以加拨三百亿零吉充作第九大马计划的额外拨款，却把仅值45亿零吉的槟州两项重要计划搁置，确实令人感到奇怪。

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表示将继续向中央政府交涉和争取恢复这两项工程，相信全槟州的人民都会支持他这么做。不过，以国阵过去的纪录看来，林氏的成功机会将是微乎其微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槟州政府打算自己融资去落实，中央政府会有怎样的反应，倒是令人感到兴趣的。

2008年7月16日

谈跳槽

由于三名成员党议员的脱离并跳槽成为独立人士，更进一步支持国阵，导致民联霹雳州政府失去了辛苦得来的江山。

霹雳州政权的争夺战，虽未完全了结，但已告一段落。在这场争夺战中，毫无疑问的， 有关三名目前已成为独立人士的州议员，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在这件事中，跳槽成了众人讨论的一项重要课题。有人说，跳槽是一项人权；另一方面，反贪委员会则呼吁面对跳槽引诱者应该向该委员会作出投报以便调查。

跳槽是否是一项人权，见仁见智，但肯定的是，它已违反了大多数的人权。在大选中，大多数的人选择了支持跳槽者原有的政党，但跳槽者却背叛了他们。岂非是以个人的人权去戕害大多数人的人权？进一步且广义地来说，失信、贪污、强奸、谋杀也是人权的一种，我们的社会岂能容纳这一类的人权呢？更令人难以苟同的是，这三名州议员竟倒戈支持他们原本在竞选中所严厉抨击的阵营。毫无疑问地，这三名州议员已背叛了支持他们中选的选民。

如果这三名州议员还有一点责任感的话，他们应该向人民交待为何他们会作出180度转变的原因。如果说他们退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原有的政党不要或迫害他们，那么他们在退党后也应该继续支持原来的政府，而不应该去支持敌对阵营。

至于要被引诱跳槽的议员向反贪委员会投报，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以我本身的经历而言，我曾两次被献议跳槽。第一次是我在被内安法令扣留期间，有人献议我跳槽马华或民政，第二次是90年代初期我担任国州议员期间，也有执政党的前任议员献议我跳槽，以获取更大的利便。我当时在拒绝之余，并没有作出投报。这是因为我认为就算我作出投报，也不会受理或不了了之。可以说，在大多数的引诱跳槽行动中，除非被引诱者有意跳槽，否则要拿到充足的证据是非常困难的。

我觉得奇怪的是，既然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跳槽是一项没有道德和不应该鼓励的行径，政府却不愿意去立法去制止跳槽行为。308大选过后，国阵内部由于担心他们的议员会跳槽，曾出现过要制定跳槽法令的声音，但结果却没有了下文，为何如此？只有国阵才知道。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政府既然可以立法规定一个议员在辞职后不能立刻再提名竞选，却不能立法制定跳槽的议员失去议员的资格，这岂非说政府认为跳槽是一项人权而竞选却不是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民和我一样都希望听到政府如何解释此事。

2009年2月18日

人民的愤怒与无奈

霹雳州的变天把戏，何时才会有大结局，目前尚难预料。它的发生，是因为有两名公正党的议员和一名行动党的议员退党而引起。

根据两名公正党议员的说法，是因为公正党抛弃他们而逼使他们退党。至于行动党的议员，则没有给予清楚的交代。据我推测，这名行动党的议员许月凤是因为党内人事纷争而作此下策。

纵使如此，这三名议员的倒戈行动是难以令人信服和接受的。他们在去年308大选前，分别代表公正党与行动党上阵，是因为他们不满国阵的政策而出来竞选，如今纵使被原有政党抛弃或为难，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他们会去支持国阵成立新政府。他们这样做的理由除了他们自己知道之外，人民也会各自作出推测。

他们这样做无疑背弃了人民的委托，戕害了民主。人民的愤怒不言而喻，可想而知。

在这件事上，国阵的许多成员党领袖，包括马华公会，民政党，人联党，国大党等，似乎都心有灵犀不敢多言。无论如何，民政党全国主席丹斯里许子根博士却试图转移目标，指责公正党的拿督斯里安华是跳槽行动的始作俑者。

丹斯里许子根博士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忘记了其实马来西亚独立以来在历届的国会和州议会中，国阵及它的前身联盟向来都有进行游说在野党议员跳槽的做法。因此，始作俑者到底是谁呢？

人民在大选中所支持的政府，竟因为三名议员的造反而变天，怎不令人民感到非常愤怒与无奈呢？

一个不妨一试的亡羊补牢办法是，希望有正义感和具民主意识的朝野议员及政党或社团，发动一项议员反跳槽签名运动。让每一名在任的议员表达他们的意愿，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每一位在任议员的居心如何了。

2009年2月6日

想念骆静山

数月前，友人杨少庆在一次的午茶约会上，出示一张刊登在南洋商报上的輐词剪报，问在座的友人认不认得逝世者。我拿起剪报一看，原来是某书商刊登给骆静山的輐词。广告中称骆静山为爱书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輐词的8个大字是“斯人已静，精神永存”。

我是在49年前认识骆静山的。1959年10月，我和骆静山都是台湾省立师范大学国文学系的一年级新生。他从槟城的钟灵中学去，我则从麻坡的中化中学去。虽然他被分配读甲班，而我却分派到乙班去，但是因为同是马来亚的“侨生”，所以很快便认识了。

谈到我和他之间的交情，用“淡如水”3个字来形容是非常贴切的。不管是在台湾的4年时间，以及回到马来西亚后的45年时间都是如此。在台湾期间，我们两人的宿舍相隔仅一箭之遥，不过彼此并不密切，我知道他的功课很好，同时很关注马来亚的局势。当年我是从他那边获悉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的消息。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曾针对一项课题在私底下辩论，最终还是各持己见收场。纵然如此，彼此之间的交情并没有受到影响。

1963年由台返马后，他不久便受聘玛拉工艺学院，我则在1967年投身政界。在这段期间，我们又因搞留台同学会而碰面。当时我是柔佛与麻坡的两个留台同学会的秘书，他则是马来西亚留台总会的主席。为了汇集留台同学会的力量和争取政府承认台湾的学位，我和杨少庆，许光权等不时从麻坡前往吉隆坡与骆静山，蔡国平及马六甲，森美兰与吡叻的留台同学会代表们商议。骆静山主张大家合倂成一个总会以壮大力量，甲，森，吡的代表则主张采取联合会的方式。由于各持己见，所以一直没有结果。1969年513之后马来西亚留台总会因故被吊销注册，后来才产生现在的留台联总。

1969年过后，我们之间有一段时期没有联络。1975年正月，我和内人前往北马度蜜月，骆静山刚好也在槟城的家里。我联络上了他，承蒙他热情地招待我们夫妇两人。我们第一次吃到著名的道地槟城炒粿条，便是他请的客。他还做了一天的导游，带我们环绕了槟岛一圈。

1976年底，我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扣留，因此再度停止和他联络。后来他受聘前往芙蓉著名的中化独立中学掌校。我在1981年获释后第二年，从吡叻州的华都牙也北上槟州的丹绒区竞选国会议席，当时他还没有回到槟城去。

由于手头上没有剪报资料，我无法确定他何时离开芙蓉中华独中返回槟城，我在1986年中选为大山脚区国会议员及槟州武拉必区州议员，想象中他是在那段期间回槟城去的吧！在那段期间，我们又恢复联络了。由于政务与党务繁忙，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他当时是钟灵独中的策划主任，并且以沙舟的笔名成为光华日报的专栏作者。他的文章，深受读者的欢迎。

1990年大选民主行动党在槟州发动“丹绒二战役”，希望一举夺下槟州政权，在林吉祥的领军下行动党槟州主将纷纷攻打国阵强区。 同时，为了加强阵容，行动党更向外界招揽人才。我当时推荐骆静山竞选我原任的武拉必州选区，党领袖们一听到他的名字便立刻同意了。我随即约骆静山，他听了我的献议后只稍微考虑了一阵子便坚决地谢绝了。这是一项鲜为人知的故事。我将它揭露出来是要表彰骆静山令人敬佩的读书人本质。

1990至1995年，由于各有所忙，我们之间又再很少联络。1995年，我不再参与大选并在同年11月举家迁回麻坡。1996年，我和老同学杨松湖乘坐邮轮到槟城上岸后在林桂卿的办事处约见骆静山，真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次的会面，能不令人唏嘘乎？

自那一次离别之后，我们之间便一直没有再联络，今年7月中我和家人前往槟城接领槟州元首颁赐DSPN拿督勲衔也没有想到去拜访他便回来，真令人惋惜，否则还能和他见上最后一面。

骆静山写得一手好文章，写出来的东西也很有见地。他为人作风低调，待人谦谦君子，不会巧言令色更遑论阿谀奉承。如今，“斯人已静”，唯有“精神永存”。这样的人，应该在马来西亚书生榜上占有重要一席。

2008年12月1日

宋谷 勋衔 县市议员 -行动党面对的三项困境-

今年3月8日的全国大选，对我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场政治大改革。1969年的第三届大选，虽然国阵前身的联盟失去了三分二的大多数国会议席和吉兰丹与登嘉楼的两个州政权，但比起这届的失去三分二国会议席和吉兰丹，吉打，槟城，霹雳与雪兰莪五个州政权来，可说是小巫见大巫。

一些人把这届的大选形容为政治大海啸或政治大地震，我可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大海啸和大地震都造成无辜百姓的伤亡，但在3月8日的大选中，却为我国的人民带来了新希望，因此，我宁愿将这次的大变动，形容为政治大革新。

在这次的政治大革新中，给了国内西马的每一个政党不是晴天霹雳便是措手不及，而最感到措手不及的应该是人民公正党和民主行动党。人民公正党由原本只有一各国会议员的政党一跃成为国会内最大的反对党，而民主行动党则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组织了三个州政府，并在槟城州当家作主。

本文要谈的是行动党当家作主后面对的三项迫切问题，这三项问题是宋谷，勋衔和县市议员的问题。

民主行动党的非马来人议员，过去都是不接受戴宋谷的，行动党现在已经是一些州的执政党而它又和其他的巫基政党如人民公正党与回教党组成人民联盟政府，在统一官服上便面对是否要戴宋谷的问题。到了今天，尽管行动党的一些行政议员已经不理马华的讥笑，戴上了宋谷，但这项行动仍然受到一些基层甚至它的永久顾问曾敏兴医生的非议。

行动党雪州双溪槟榔州议员的雪州州议会议长邓章钦对此事所给予的理由是行动党已等了50年之久，总不能为了不戴宋谷而放弃做政府。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很好的理由。

我还记得35年前，我当时负责主编中文版《火箭报》，有一次《火箭报》右上角刊登了一副马华某领袖戴宋谷的照片，结果哄动一时，事实上，当时几乎每一个行动党的非马来人党员都不赞同戴宋谷的，我当然也不例外。

无论如何，事过境迁到了今天，我倒认为行动党不妨试图抛开情绪，以更宽松，开明和理性去讨论这个问题，寻求共识，然后由中委会表明立场，勿让此事影响了党员之间的团结。

非马来人既然可以穿西装，打领带，穿牛仔裤，更有不少非马来妇女穿马来装出席参加宴会以及在家里穿沙笼，那为何不可以戴宋谷呢？不喜欢戴宋谷，在非官方场合不戴就是了，正如不喜欢打领带穿西装大衣也可在非正规场合不穿一样。行动党如果能够再恰当时机打破不戴宋谷的心理障碍或许可以成为国内各族融合的先锋，希望马来族群也能有所互动，对培养出真正的马来西亚人，可能贡献不少。

勋衔：领或不领？

勋衔的颁赐与接领是困扰着行动党的第二项问题。行动党过去对勋衔的颁赐和接领与大多数国内中下层阶级的人民一样是不加以重视的。由于国阵一直以来都不会向统治者推荐封赐勋衔给在野党人士，加上有一小部分受封的人只因为和执政党有关系，素质方面并不高而影响及勋衔的崇高度，所以据我所知，行动党内几乎没有人对受封有兴趣，一旦受封，反而不知如何是好。

行动党霹雳州主席，现在已经是霹雳州高级行政议员的拿督倪可汉便是一个例子，我从电视广播中看到他为接受这个勋衔所作出的解释是他为了要尊敬霹雳州的苏丹，这项理由还可以接受，但他说行动党组成州政府，还没有什么功劳那就大错特错了。难道在野党对这个国家就没有功劳吗？这岂非是国阵一直以来的藉口吗？

接下来，行动党参与在内的所有人民联盟州政府，每年都会通过州统治者颁赐勋衔给有功人士。我相信甚至以行动党为主干的槟州政府也不会废除这项习俗，那么行动党会颁赐勋衔给它自己的党员吗？据悉行动党中委会已决定不推荐党员受封，我觉得行动党中委会应尽快考虑这项决定，因为行动党的这项决定可衍生出很多意义和解释，行动党真的没有适合受封的有功人士？行动党不尊敬自己领导的州政府的统治者？我认为行动党现在应该做的就是确保州统治者所封赐的人都是实至名归的，如果国阵里头有适合的人选，人民联盟执政的州，也应该公正地颁赐勋衔给他们，向人民显示人民联盟政府是一个开明和公正的政府而非假公济私者。

在这里，我要向人民联盟政府推荐3名行动党的领袖被颁赐勋衔，他们就是林吉祥，曾敏兴医生和卡巴星。我相信不只是全体民主行动党的党员甚至绝大多数的国人都会支持我的这项推荐！如果他们能够受封，肯定地我国的勋衔将更有意义及获得更广大的尊重。

县市议员：配或不配？

行动党应不应该委任党员做县市议员是困扰它的另一项问题。大家都知道，行动党一直以来主张民选地方政府，反对执政党清一色委任本身党员出任县市议员。我也曾经在槟城州议会内建议应委任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任县市议员。

在这方面，人民联盟组成的新政府并没有违反行动党的立场。它们都想要通过民选产生新的地方政府，无奈事与愿违由于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法令的约束，在法令未获得修改之前，地方政府的议员仍得由州政府委任。

正因如此，行动党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是，它要不要委任本身的党员出任县市议员？当然，在其他成员党会这么做的情况下，行动党是无法不面对现实而这么做的。无论如何，我希望人民联盟应通过它的州政府和国会议员，在国会内外争取修改地方政府法令，让县市议员恢复民选。而这项争取应让人民看到它一直在进行着。不然到了下届大选将很难向人民交代。

目前由人民联盟执政的州，有的已经委任出县市议会的新阵容，有的则正在遴选中。我想在这里重申我过去的建议，就是在地方政府未恢复民选前，当局在委任新的议员人选时，不妨分配一部分名额给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任，给他们有机会针对人民的问题，向地方政府表达意见。

我更要进一步向民盟政府建议，分配一部分的名额给州内的在野党，也就是国阵。请国阵推派它成员党内的代表成为县市议员。在本届的大选中，民盟虽然是赢家，但国阵也得到不少人民的支持，为了公平和民主，分配一部分名额给国阵是应该的。民盟这么做将显示它是真正遵守民主的政党。

本届大选至今已将近100天，从国阵手中夺过政权的4个州政府，表现可圈可点，另人耳目一新最重要的是，在它们揭露许多前政府的弊端至余，它们应该洁身自爱，不好重蹈覆辙，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众人皆知，但要做到，却并不容易呢！

2008年6月8日

替林连玉讨回公道

中央政府不久前表示，将给予在司法危机事件中被革职的大法官们作出赔偿。中央政府的这项宣布，虽未完全符合伸冤者的期望，但至少已表示它承认了对革职的处理不当。对此事感到鼓舞之余，我要在此提出一件比上述事件发生更早的案件，希望能获得朝野的关注。

这宗案件就是教总前主席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的案件。我相信对绝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民来说，都会和我一样认为它是一宗冤案。四十六年前的六十年代初期，在1961年教育法令制订前后，林连玉以捍卫华教的一贯立场与斗志，尖锐地批评国阵前身的联盟，特别是马华公会的领袖推行不利华教的政策，正因如此，他被褫夺了公民权。从此之后，林连玉无法再针对我国的教育政策作出批评。因为他已成为非公民，失去了地位与份量。

一个公民，由于批评政府而被褫夺公民权的事件在全世界的国家里头，是非常罕见的。它充分显示出我国独立初期民主落后的程度。无论如何，林连玉尽管被褫夺了公民权，但却奠定了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华教斗士的实质身份，并且在后来被华社公认为族魂。在他去世之后，有关方面更为他设立了林连玉基金，由一个委员会去专门处理。

这个委员会除了每年都举办公祭林连玉的仪式之外，还推动多项活动以纪念和表扬林氏的功绩与精神，林连玉精神奖便是其中一项颇有意义的活动。获得林连玉精神奖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正如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和被封赐勋衔一样, 它表征出得奖者对华教的贡献受到肯定。

有基于此，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个供大家思考和探讨的课题。那就是为林连玉平反和讨回公道的课题。我认为现在正是我们争取恢复林连玉公民权的时候。政府既然可以对被革职的大法官作出赔偿，我看不出政府为何不能恢复林连玉的公民地位。

最近这些年来，朝野政党都有派出代表出席公祭林连玉的仪式，有关政党这么做，表示它们认同林连玉的斗争是正义，合理和合法的。既然是这样，它们便应该尽一切的努力和途径去做，尤其是在朝的政党。

如果一天林连玉的冤案未白，一天林连玉仍是非公民。那么，领取林连玉精神奖的我国华教斗士，将仍然是以外国人的斗争精神为楷模的斗士。这种情况虽无损他们的实质和荣誉，却岂无遗憾乎？

2008年5月17日

让马诺哈兰履行职责

本月8日，民主行动党籍的雪兰莪州哥打阿南沙州议员马诺哈兰在雪州议会议长邓章钦的主持下，终于在甘文丁扣留营完成了宣誓就任仪式。

马诺哈兰是继我和前新街场区国会议员陈国杰在扣留营内宣誓就任的第三人。1978年，国会下议院前议长丹斯里赛纳塞曾到扣留营去为我和陈国杰主持宣誓就任国会议员。当年同一天，霹雳州议会前议长亦在扣留营内为我主持就任州议员的宣誓仪式。该届大选，我除了蝉联华都牙也区国会议员之外， 亦当选霹雳州大和园区州议员。

本月6日，马诺哈兰夫人曾致电给我，告知她的丈夫希望我能出席见证有关宣誓仪式。她建议我联络行动党全国主席卡巴星以便安排一起出席。鉴于我本身的局限，我谢绝了马诺夫人的诚意邀请，以致没有见证到这历史性的仪式。无论如何，马诺哈兰和我素昧平生，对于他的邀请我实在感动不已。

记得在1978年，当已故丹斯里赛纳塞为我和已故陈国杰主持宣誓仪式之后，他即在接下来不久召开的巫统代表大会上备受巫统代表的批评，这些巫统代表认为丹斯里赛纳塞这么做，有失国阵和下议院的尊严，他们认为应该由有关当局把我和陈国杰带到赛纳塞面前宣誓。

我同意议长无须前往扣留营主持宣誓礼的说法。不过我的理由和巫统不同。他们是为了捍卫议长和国阵的尊严，我的理由却是为了捍卫人民的主权和民主的尊严。人民明知马诺哈兰被扣留仍在大选中投票支持他，这意味人民不支持当局扣留他。因此马诺哈兰当选之后，有关当局便因该尊重民意释放他。否则人民主权和民主便失去了意义。

正因如此，所以我在接到马诺哈兰夫人的电话后，便试图联络民主行动党雪兰莪州的主要负者人，想向他们建议通过州政府和雪州议会，在有关当局认为释放马诺哈兰之前，要求安排护送他到雪州议会去宣誓就任州议员。可惜在尚未联络的上之前，有关的宣誓已经在本月8日在扣留营内举行。

目前，我希望各方面继续争取释放包括马诺哈兰在内的所有兴权会领袖获释的运动下，雪州政府和雪州议会可以做出特别的努力，要求让马诺哈兰出席本月下旬召开的雪州议会会议，这是争取民主的一项步骤，我希望人民联盟的州政府和州议会能考虑与接受我的这项建议。

2008年5月11日

民主公正与选委会

随着来届大选的跫音越来越近，人们对选举的事项和选举委员会的动向也越来越关注。不久之前，一个称为净选盟的非政府组织才进行了一项大集会，并游行至元首府，向最高元首提呈了一份备忘录。

马来西亚是一个推行民主选举的国家，因此大选的民主公正是至关重要的。

最近一项民调显示，74%的受访国人认为我国的选举是公正的。这项民调大大地振奋了执政党。向来对民调持有保留态度的国阵领袖纷纷拿来证明国阵深得民心。

正如笔者无意质疑其他民调的可靠性那样，笔者也无意质疑上述民调的可靠性。无论如何，身为一名已退休的政治工作者，笔者除了要恭祝选举委员会的这项成就外，也想在这里提出一些改革选举制度与操作的建议，以使到我国的选举公正性获得更高比例的人民支持。

首先，我建议选举委员会予以认真与深入的考虑，研究固定选举日期的利与弊，如果研讨结果认为固定选期利大于弊的话，它可以向政府提出修宪的建议，规定在每4年或者5年的一个固定期间举行大选。这样的做法，好处是国家更稳定，对各政党包括执政党在内，也有更充足的准备。同时对选举委员会来说，办事将会更顺利。若以公正的角度来看，这将比大选可随时举行显得更有意义。

其次，我认为选举委员会应该在下次重新划分选区时，把目前的各选区选民比例相差太远的情况纠正过来。随着执政党在国会通过修宪，使原有的选区选民人数比例，由有所限制而改为没有规定之后，我国选区选民人数的差别，经越来越大。难怪在野党除了评击执政党的不民主之外，也把矛头指向选举委员会，指他偏向执政党，在野党的这项指责，的确颇具说服力。

其实，尽管宪法已取消了选区选民人数的比例限制，不过，选举委员会不但不应该让各选区的选民人数差距越来越大，反之它应该秉持民主公正的原则，在下次重新划分选区时，平衡化各选区的选民人数，这么一来，它非但显示出选委会的民主性，也洗脱了他偏向执政党的嫌疑。

执政党取消选区选民人数比例须有限制的主要理由是，在许多地区，由于地方太过广阔，议员难以提供服务，所以这类选区的选民人数可以大大地少过人口拥挤的选区。事实上，这样的说法是似是而非的。要知道议员服务的对象是选民而不是选区。认真说来，选民越稠密的选区问题更多更难服务，而选民越稀的选区问题则较少，服务也较为容易。

选委会给在野党的另一项诟病是在选举的操作上倒向执政党，制肘在野党。它被指在选举中，对执政党候选人的超额开销和滥权活动只眼开只眼闭，不予对付。反贪局主任刚宣布派出官员监督大选活动。希望这次在反贪局配合下，选委会能有一番作为。

笔者也建议选举委员会向政府提出立法，规定合格选民必须投票，以贯彻民主的落实。笔者不同意强制投票是违反民主人权的说法。如果这样的说法被接受，那么强制人民缴交所得税也是违反民主人权了。选民或许都不喜欢竞选的朝野政党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可投下空白票。因为投票不仅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与责任。就像他们有义务与责任去缴交所得税一样。

选委会一方面希望更多的选民出来投票，一方面又没有提供交通工具运载选民去投票是令人失望的。它显示出选委会不积极去落实民主。由参选政党提供交通工具方便选民，反映出选委会的推卸责任。这间接助长了金钱政治的猖獗，对弱小的政党和独立人士非常不公平。

政府平时已绝少允准政党召开群众大会，选举委员会至少在竞选期间让所有候选人有足够的机会去畅所欲言，俾选民作出投选的决择。一直以来的大选，执政党的候选人几乎垄断了官方媒体和机构，在野党和独立候选人甚至连举办集会或座谈会的场所也找不到，真是无奈和可怜。笔者呼吁在来届大选，选委会负责在各选区为所有候选人物色集会地点，并且公平分配给他们举行集会。

选委会近年来确有采取一些措施来改进过去令人诟病之处。例如打算在来届大选将用指甲点墨的方式以遏制止一人投多票的情况出现。不过选委会的这些措施尽管是正面的，但还是令人有轻重不分的感觉。因为尚有不少原则性的措施等待着选委会去改进。诸如选委会应负责通知选民投票地点以避免选民在投票日当天因找不到他们本身的投票站而放弃前往投票，便是其中一个必须纠正的措施。

如果选举委员会能够做到以上各点，我相信它在公众人士心目中的民主，公正形象会大大地提高。


2007年12月15日

“社会契约”不可以更改吗？

近来“社会契约”的课题不时被执政党的领袖所提起。副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表示“社会契约”是建国的基础。马华公会总会长拿督斯里黄家定则表明，“社会契约”必须持续受到维护。不过巫统副主席丹斯里慕尤丁却认为应该闭门针对一些过时的“社会契约”加以检讨，以达共识。

从执政党领袖的言论看来，有一部分的巫统领袖有意检讨“社会契约”，而马华公会的领袖则一致反对这么做。

“社会契约”到底包含些什么东西，我相信有一些人，包括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不甚瞭解。如果没有错的话它指的应该是在马来西亚独立前夕，又声称代表我国华巫印三大种族的马华公会，巫统和国大党的领袖，针对种族，宗教，语文教育，统治者地位和公民权等敏感问题商讨所达致的共识。后来它们都一一地列入马来西亚的宪法内。

无论如何，这里必须一提的是，以上的协商只是在执政党成员的领袖之间进行，当时的在野党并未受邀提供意见，更未进行过人民共投。正因如此，所以在宪法定稿之前，国内的华团曾派出代表团，前往伦敦提成对公民权和语文教育的立场。不过有关备忘录内容并没有被接纳。

最近可能在宗教司法上产生了一些问题，因此，“社会契约”的课题便被执政党领袖提出讨论。

我并不同意马华公会领袖说“社会契约”不容更改，必须维持的说法。反之我同意丹斯里慕尤丁的意见，即过时的“社会契约”应该加以检讨和更改。不过基本的原则是它的更改必须获得所有族群的认同，同时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里，所谓所有族群的认同并非只是人民的公投，而是在各族群的公投中，有关的更改必须获得每一个族群当中的多数票接纳。在这种方式下来修改“社会契约”，马华公会便无需害怕重犯过去的错误了。

我不知道马华公会反对检讨“社会契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或许它的领袖应作出交代。不然恐怕会被它的政敌利用来抨击。这显示出马华在执政党内捍卫与争取华社的权益方面缺乏自信心，这对马华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尤有进者，其实所谓的“社会契约”早已在独立50年来被检讨和修改了许多次。信手拈来，就有以下的几项例子：

首先，统治者的权限在敦马哈迪出任首相时已被修正。现在国会通过的法案，如果得不到统治者的批准，在规定的期限过后，将自动生效，而非像过去那样，非经统治者批准不可。

其次，在1967年大选过后，国内持有宪法30条款公民权证书的公民，他们的公民地位必须再经过验证，始能成为正式公民。

马六甲和槟城这两个州的州元首和首席部长，必须分别由马来人和华人各任其一的“社会契约”，只剩槟城一州继续奉行，马六甲州自从敦梁宇皋担任过州元首后，便再也没有其他华人接任了。

总而言之，我认为“社会契约”不是一成不变的。到了需要检讨和修正的时候，便应该重新和坦诚地提出来讨论和作出修订。只要不侵犯和剥削到任何一个族群的权力即可。

我国独立已经50年了，我认为这正是我国全体国民，以理性和全民性的思维，去取代种族性思维，重新检讨和修订“社会契约”的时候了。让我们好好地掌握这个契机，为马来西亚的前途打造一条更宽阔，更光明的大道吧 !

2007年9月5日

检讨过去重新出发

今年是我国独立第50周年，也是马来西亚成立的第44周年。虽然存着一些争议，不过基本上来说我还是认为庆祝独立50周年比庆祝成立第44周年纪念的意义是更大的。

早在年头开始，政府便不断地强调与号召人民庆祝建国50周年纪念，并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来展示建国50年来的成就。政府这么做是不足为奇的，随着大选的即将来临，政府这么做至少能提高执政党的形象，希望能替执政党获得更好的大选成绩。

平心而论，建国50年后的今天，在硬体建设方面，我国的确有了相当的进步；至于在软体建设方面，我们也不否认它的进步。 但无可否认的是在这方面，它仍远离我们的理想和目标。

身为马来西亚的公民我们不应该以过去这些年来的成就而自满和炫耀。而应该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评估这些成就及督促政府做出更好的表现。

我们不应该拿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等国家和自己比。这样的比较是没有志气和不思长进的。我们应该拿先进国来比，这样我们才能够发奋图强。

其实如果我们拿日本，南韩，台湾来比的话，我们应该感到惭愧才是。这些国家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经济方面都比我们差。可是到了今天，它们都把我们抛在后头了。而这些年来，原本落后我们甚远的中国，已追上了我们，现在连印度也要追上了。或许不久之后，越南将是另一个追上我们的国家！

我们有想想为何会这个样子吗？在欢庆建国50周年的当儿，除了大事庆祝之外，是不是应该想想这个问题呢？

我国政府的最大缺点是经常在老问题上打转而却少作长远的考量与计划。这正应验了孔子所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这句话。正当一些较有远见的邻国政府正忙着策划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冲击时，我国政府却手忙脚乱地应付来自执政党内部一些极端思想的党要对本身政策的干扰。

最好的一个例子是柔南特区的推展。巫统党内已有人针对马新两国设立联合委员会一事提出疑问。看来政府有意在特定领域推行新的政策来加速我国经济发展的企图，能否成功，仍是个未知数，而柔南特区将是一块试金石。

此外，悬挂国旗以证明爱国又再度成为国庆50周年的一项课题。正当大家都准备迎接50周年的国庆时，限制私人界举办倒数活动和新闻部打算刊登不悬挂国旗的建筑物与商店好像是一盆冷水浇熄了人民的兴趣，政府有必要这么做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做会令到人民更加爱国吗？

平心而论马来西亚独立50年来，的确是有所成就。可是老实而言，马来西亚这50年来的成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相信有远见的政府领袖心里都知道这和他们的建国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我相信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有心要使到国家更快速的发展。而他又强调过要听真话。因此， 我要在此向他建议随着我国庆祝独立５０周年的契机，成立一个跨党派的国是委员会，来检讨现有的过时政策和提出一些新思维与新建议，交由国会讨论与通过后，交由政府来推行。这样，我认为会令我国今年的国庆更有意义。

2007年8月14日

国家经济政策之争

在本届巫统代表大会中，由巫青团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课题如果没有恶化，料将在马华与民政党这两个在朝的华基政党代表大会过后，从今年9月份，开始恢复平静。

在巫青团提出要求政府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确保土著持有国家股权的30%之后，立刻引起一些朝野政党的反对。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根据平面媒体的报导，国阵的华基成员党马华和民政反对声浪竟高过在野党。这或许是因为这两个政党就要改选领导层的缘故吧。

从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在召开国阵最高理事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看来，政府在制定第9个大马计划中，可能不会强调土著必须拥有30%股权的经济政策。如果首相能够这么做，那么，对国家和人民来说将是明智的。

其实，除了满足种族情绪和让一些试图以种族情绪往上爬的政客之外，我看不出硬性规定土著必须拥有30%的国家股权对绝大部分的土著有什么帮助的地方。

如果要硬性规定土著持有30%的股权，那么，下面几项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首先，30%的股权应该如何界定？因为股权是每秒钟都在变化的，或许在统计资料的那一刻，股权不足30%，过后就超出30%，又或者当时已达30%，过后又不是呢？

其次，这30%应该如何在土著群中分配？如果像汽车入口准正AP那样，只由极少数有影响力的土著去持有对绝大多数的土著又有什么意义？

第三，为何只规定或限制土著持有30%？根据政府所界定的土著意义，土著占我国总人口的60%以上。如果按人口比例来分配国家财富，政府岂非歧视土著？

我认为国家在拟定新的经济政策时应该着重把国家的财富公平地分配给所有的国民。政府更重要的责任是缩短贫富之间的鸿沟而不是注重在种族之间的经济分配。

如果大多数的马来人和土著仍然贫穷而需要特别的照顾的话，那么它们可以在缩短贫富差距的措施中成为真正的受惠者。
在目前的种族经济分配下，纵使有一天，土著已获得30%的股权甚至更多，得益的很可能还是像刻下一样，只是一小撮有影响力的土著所持有，广大的土著仍然还是生活困苦。作为执政党的国阵，特别是声称代表马来人，而且是国阵主干的巫统。统治了我国将近50年之后，仍然无法成功地使土著从贫穷中打救出来，应该好好地反省一下过去的政策是否不当而以更有效的政策去取代之了。

2005年8月8日

禁足议会剥夺民权

雪兰莪州议会最近议决禁让该州州议员邓章钦出席州议会为期半年。邓氏是在野党民主行动党的一名资深州议员。此事乃因邓氏针对州议会的议会常规作出争论后，将议会常规的册本丢进垃圾桶而引起。

这样的情况其实已经多次发生在国内在野党国州议员的身上。甚至连国会在野党领袖的林吉祥也遭遇过这种惩罚。

在野党议员在议会里和执政党议员及议长针对问题发生争执是议会内常有的现象，孰是孰非对执政党和在野党而言，肯定是见仁见智的事。至于平民百姓当然也会根据他们所了解的情况，作出各自的判断，作为他们在下届选举时，投选哪一方的其中一项考量。

无论如何，议会向有关的“犯规”议员作出禁止出席议会的惩罚，依我看来是不公正的，并且违反了民主的原则。

要知道议员的最主要任务是代表人民在议会里发言，表达民意。5年一度的大选，就是让人民选出他们的代言人让执政者通过议会的管道，听取人民的意见。

照理而言，议长应该设法让更多的议员有更多的时间发言，而不是以时间及其他原因去约束和限制他们发言。如果议员犯规，应该以说理的方式去劝解。就算万不得已必须惩罚，还有很多其他的惩罚方式，禁止出席会议是万万不该拿来应用的。

禁止一名议员出席会议等于是剥夺了该议员所代表的选区的选民的政治和公民权利。禁止国会在野党领袖出席等同于不让国家有不同意政府的异议存在，这是不民主的。

在世界各国的议会里，到底有没有禁止议员出席议会的现象发生，我们没有资料。相信若有，也极为罕见。可是我国的议会内，却屡见不鲜，令人遗憾。

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我国的人民过去一路来都认为那是议长和执政党的权力，人民无权过问。其实这是一项侵犯到他们权利的事，他们可以通过媒体作出讨论而要求议会修改或废除当局的这项权力。我也吁请捍卫人权先锋的人权委员会挺身而出，建议当局停止以禁止出席会议的方式去惩罚民选议员。

2005年8月5日

改善吏治的一些建议

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5月30日宣布，我国公务员将实行工作5天的制度。此外，他们也将重享原本经已取消的生活津贴。这对公务员来说，无疑是一项好消息。

尽管政府亦宣布重要服务柜台不受5天制的影响，而且有关方面也表示在这种制度下公务员每天得增加半小时的工作时间，但相信仍有人会担心这将会影响政府的操作效率及导致人民办理公务的不便。

其实，政府的效率和公务员工作的天数（日子）并无多大的关系，主要是看有关公务员的办事态度而定。无论如何，如果政府机关也随着公务员的工作5天制而改为每星期开放5天的话，就的确会导致人民办理公务的不便。因为人民的工作休息日和政府机关的休息日几乎都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要去办理政府事务，就必须在自己的工作日请假才有机会办理。

为了公务员的福利，我支持公务员工作5天的制度以及恢复他们的生活津贴，俾在百物腾涨的今天减轻公务员的工作压力与生活负担。

无论如何，我倒建议政府应该推行办工7天的措施。也就是说公务员可以在一星期七天的日子里，轮流工作5天。我相信，这样一来，不但会大大提升政府的效率，也大大的方便了众多的受薪阶级。

政府也应该考虑实施公务员分阶段上班制，即让他们有些在早上8时上班，有些在9时上班和有些在10时上班。因为这样的话不但公众人士可以从政府延长办公时间中有更长的时间去办理政府事务。相信还会使许多交通拥挤的大城市得以舒缓交通拥挤的现象。

我从公众人士的口中获悉，这些日子以来，公务员的服务态度比起过去已有一些改善。我们希望这种情况会继续改善下去，使人民在缴税付薪给公务员之后，能获得应有的礼待。

至于在肃贪方面，尽管是首相的主要施政方针，看来成效并不显著。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也公然批评刻下贪污的严重性与表面化。

我认为肃贪成效不显的主要因素是透明度与制度化的不足。透明度不足很容易让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掩盖过去;制度化不足则很容易造就机会给官员贪污。

一般老百姓最感到不满的是他们向政府申请的事务，常常经年累月、没有结果地到有关部门去查询，所得到的答案就是“等”。写信去追问，也得不到回音。这种情况往往使到有关部门的官员有贪污的机会。有钱就先办好，没钱只好慢慢等。

要解决上述弊端，其中一个办法便是制度化。政府应规定所有的政府部门必须在规定的一段期间办好人民的申请，而有关的期限必须在收到人民的申请时以白纸黑字通知申请者。这样，申请者便可在期限届满仍无下文时向有关当局或他们的代仪士投报，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必须清楚地说明为和尚未办妥以便追究责任。我相信这样一来政府官员贪污的现象必会大大减少，而政府的形象也会大大的提高。

2005年6月1日

阿都拉政府与雍正王朝

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上任以来已将近两年。由他亲自率领参与2004年大选并赢得辉煌胜利后所组成的政府，也已执政了超过一年。现在来对他的政绩作初步的评估应该是适当的时候了。

拿督斯里阿都拉一上台，既给人印象良好。他的为人看来诚实稳重，温和平易。他一上台便作出改革吏治的行动给人耳目一新，他誓言肃贪的决心更使人寄以厚望。正因如此，使他在上届大选中，以雷霆万钧之势,把在野党打得落花流水，几乎溃不成军。当时，绝大多数的选民根本听不进在野党的理性提醒，即再好的政府也必须要有足够的制衡与预防力量。

今天的首相，诚实稳重，温和平易的形象仍在，但值得探讨的是他到底听到了多少的真话？有多少的真话可通过传媒的筛选传进他的耳朵？在这问题上，如果首相不通过他自己设立的机制去探听真话，而靠官方或受控制的媒体去了解民意和真相的话，恐怕到头来，诚实稳重和温和平易流为乡愿，首相必须秘切提防。

在革新吏治方面，首相在上台首几个月的表现，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可圈可点。无可否认在改善公务员的服务和态度上确有一些成效。不过随着拿督斯里阿都拉大选胜利后的忙于出国访问，他似乎已在改革吏治方面松懈下来而这正犯了大忌。官僚作风的惰性是最强的，如果首相不继续雷厉风行地进行吏治革新，很快地原有的懒散与傲慢作风便会恢复过来。最近，国会在野党领袖林吉祥和前副首相嘉化岜岜甚至连约见首相的队伍（部长们）时也不得要领，这不是很好的说明吗？

肃贪的情况看来也好不到哪里去。上届大选前，国内似乎到处贪污，可是大选一过，国内似乎绝少贪污了。部长没有什么变动，官员也没有什么变动，贪污者去了哪里呢？贪污彻底根除了吗？

首相应该还记得，当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在1981年上台时，也曾失言推行ABC新政。所谓ABC，就是AMANAH,BERSIH与CEKAP，即可信赖，廉洁与有效率。敦马哈迪医生的口号和拿督斯里阿都拉上台时的意愿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会感到讽刺的是经过了22年统治的马哈迪朝代，给阿都拉政府留下的是在可信赖，廉洁和有效率方面都非常糟糕的摊子等阿都拉去收拾。

拿督斯里阿都拉如何去收拾这个烂摊子，正是人民所关注的。从最近的演变与迹象看来，人民担心他会步上敦马哈迪医生的后尘。在野党固然可以时时给他提醒，但是最终仍得由他本人定夺。

中国拍摄的一部长篇连续集电视剧“雍正王朝”非常生动地描述了这位争议性皇帝的肃贪故事。此外影片也描述了雍正要推行新政所遭遇到的阻力和他被官员的蒙骗以至闹出笑话。拿督斯里阿都拉是否面对雍正皇帝那种情况尚难断定。无论如何，我建议他抽出一些时间，把这电视剧看一遍，相信会对他大有帮助。

2005年5月15日

国小教华淡文的省思

政府最近宣布要在国小开设华文和淡米尔文的科目。这项宣布，几乎获得朝野政党和民间组织的一致赞同。向来维护华教不遗余力的董教总，也对这项开明之举表示支持。无论如何，董教总也担心此举可能使原本已缺乏教师的国民型华小问题更严重。这两个组织恐怕政府会把国民型华小的教师调往国小去教华文而影响到华小的生存与发展。

有鉴于此，副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很快地表明国阵政府不会这么做，并一再强调国阵政府不会边缘化国民型小学。当局也表示国小华文班所缺乏的教师，政府考虑从中国，台湾、香港引进。

这项政策的实施进展与成效，目前仍言之过早，有需拭目以待，不过在很大的程度上，华基执政党将受到严峻的挑战。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它们赢取华社民心的一个极佳机会。

华基执政党向来给华社的印象是，在处理华教的问题上，它们总是无法符合华社的意愿。举例来说，缺乏华小的问题上，马华把重点放在迁校上，而实际上，华社所需的是增建而非搬迁。有如处理白小的问题，华基执政党所应该做的是兴建一所华小的当儿，也应该保留原有的白小，供附近地区的学生就读。这样，才不至于使人认为政府的政策是尽量不要增建华小，限制华小的发展。

国阵政府虽然强调不边缘化国民型小学，但是白小的事件和增建华小的限制却令人感受到国民型学校被边缘化。

如今国小开设华文舆淡米文班的师资问题，也显露了令人可疑的情况。政府为了要解决国小的华文舆淡米文师资，可以从中，港，台和印度聘请教员，为何却让国民型小学长年累月地缺乏教师而不对上述地区引进师资呢？这岂非边缘化国民型小学吗？

以刻下的情况看来，政府要从港台引入华文师资恐怕难以如愿，因为政府可能无法支付令他们满意的薪金。至于从中国聘请教师薪金或许能令他们满意，倒不知政府会放心吗？

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何国内有这么多的独中生，政府却不承认他们的统考文凭，不接受他们为国效劳，真正的原因，何在呢？这个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相信国内许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如果它无法解决，再多的不边缘化保证，都是不实际的。

2005年5月11日